本文作者为新德里国家海事基金会副研究员。文章围绕印度在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资源上的地缘战略困境展开，深入分析其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所采取的“战略对冲”策略，探讨印度如何在满足短期工业需求与中国施加的地缘政治条件之间权衡，同时布局阿富汗等长期替代性资源渠道以维护战略自主。
一、主要内容
文章的核心论点在于，印度对关键矿产的政策并非简单的“亲中”或“反中”二元选择，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多层次的战略对冲行为。这种对冲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多边合作布局，更深刻地反映在时间维度上的策略排序——即在“工业时钟”与“战略时钟”之间进行动态平衡。作者指出，稀土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范畴跃升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工具，其控制权不再仅仅取决于矿藏储量，而更在于中游的提炼、加工与磁体制造能力。中国目前掌控全球约90%的稀土精炼产能，这一结构性优势使其能够通过合同条款、出口管制等“治理型契约”手段，将经济行为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北京此次恢复向印度供应稀土磁体，但附加“不得转口或转移用途”的书面承诺，正是这种“契约式治理”的典型体现。这一条件不仅是防止技术或材料通过印度流入美国及其盟友供应链的防御性措施，更是一种象征性姿态：接受该条款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在稀土价值链中的“守门人”地位，从而在无形中削弱印度的战略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应对策略呈现出典型的“两面下注”特征。一方面，印度政府内部存在多重利益博弈：产业部门关注生产效率与成本控制，亟需稳定、廉价的稀土供应以支持电动汽车、风力发电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外交与安全机构则警惕“武器化的相互依赖”，担忧过度依赖中国会在边境争端或其他地缘危机中被“卡脖子”；而产业界则更倾向于供应链的可预测性，而非来源的纯粹性。因此，印度的政策往往在这些相互冲突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成本最低的平衡点。它既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源安全网络，又不得不在现实中继续依赖中国的中游加工能力，形成一种“战术合作”与“战略防范”并存的复杂局面。
与此同时，阿富汗向印度发出的矿产投资邀请，成为印度长期战略对冲的关键一环。尽管阿富汗拥有估计超过1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产资源，包括稀土、锂、铜等关键矿物，但其现实投资环境极为恶劣：安全局势不稳、法治缺失、基础设施薄弱、金融通道不畅，短期内难以成为可靠的供应来源。即便印度已通过与伊朗签署为期十年的恰巴哈尔港运营协议，打通了一条绕过巴基斯坦的陆路通道，但要将阿富汗的矿产潜力转化为实际供应，仍需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投入与建设。因此，阿富汗在当前阶段并非一个“即时供应节点”，而是一个“信号变量”——它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印度并非完全依附于中国的信号，削弱了巴基斯坦在区域经济走廊中的垄断地位，并为印度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构建独立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外的经济影响力提供了战略支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潜在合作改变了市场对印度未来资源获取能力的预期，从而增强了其在与中、美等大国谈判中的议价空间。
文章进一步指出，印度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是否依赖中国”，而是“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条件、持续多长时间”地依赖中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时钟问题”：工业时钟要求即时、稳定的供应，而战略时钟则需要长期、可持续的自主能力建设。接受中国的条件性供应可以解决眼前的生产瓶颈，但会将战略困境推迟到未来；拒绝则可能造成短期经济代价，但有助于推动自主化进程。印度的明智之处在于，它并未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策略性排序”来管理这种矛盾：在短期内，它接受一定的条件性依赖以维持工业运转；在长期内，则通过投资海外资产、发展回收技术、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方式，逐步构建非中国依赖的替代路径。阿富汗、澳大利亚、越南、非洲等地的资源合作项目，共同构成了这一多层次对冲战略的组成部分。
然而，印度的真正瓶颈在于中游加工能力的缺失。尽管印度在实验室层面具备一定的合金与分离化学技术，但在工业规模的提炼、质量控制与废弃物处理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这种“能力陷阱”使其下游的电动汽车、电网设备和国防电子产业高度依赖进口精炼材料，形成“下游雄心”与“上游受制”的结构性矛盾。即便印度已提出建立战略储备、提供磁体制造激励、推动公共部门海外并购等措施，但若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中游加工能力的实质性突破，其战略自主仍将停留在纸面。风险也因此不是简单的“有”或“无”，而是一种“组合式风险”：过度依赖中国会集中暴露于地缘政治波动；依赖阿富汗等新兴渠道则面临安全、金融与物流的多重不确定性；而转向澳大利亚、非洲等第三方路线虽能分散地缘风险，但往往伴随更高的成本与产能限制，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最理性的策略并非追求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通过多元化的供应组合，实现风险的“方差最小化”——即在不彻底切断相互依赖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统性脆弱性。
文章最后强调，印度的资源战略是整个印太地区“资源对冲”模式的缩影。澳大利亚在向中国出口矿石的同时，也与西方国家签订长期供应协议；越南在加强与美国的加工合作的同时，仍维持与中国的紧密贸易关系。这种“制度拼凑”——即通过部分协议、标准协作与定向补贴的组合——成为管理复杂相互依赖的主流方式。印度的特殊性在于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与紧邻中国的地缘位置，这使得其每一项资源协议都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到2030年，亚洲的权力格局或将不再仅仅由导弹数量或GDP总量决定，而是由谁掌控将矿石转化为磁体、将合同转化为约束的“接口能力”所主导。在这一新范式下，稀土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基石，更是地缘权力的传导介质。印度能否在中游能力建设、国际标准参与和多元渠道布局上取得突破，将决定其在未来全球资源秩序中的真实地位。归根结底，真正的战略自主不在于是否进口，而在于是否拥有说“不”的能力，以及在说“是”时保留多少回旋余地。
二、对我影响
印度在关键矿产领域采取的“战略对冲”策略，表面上是其为平衡工业需求与地缘安全而做出的自主选择，但这一行为深刻嵌入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之中，并对中国构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挑战。北京恢复向印度供应稀土磁体并附加“不转口”条款，虽在短期内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稀土价值链中的“守门人”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印度积极布局阿富汗等替代性资源渠道的战略意图，恰恰反衬出中国“契约式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并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进程，从而削弱中国的结构性优势。
首先，印度对中游加工能力的渴求，凸显了中国当前“卡脖子”优势的双刃剑效应。中国凭借90%的稀土精炼产能，能够通过出口管制和合同条件对下游国家施加影响，这在战术上是一种有效的地缘经济武器。然而，这种强制性的控制手段，正如文中所言，正在促使印度等国将“减少依赖”从被动反应升级为主动战略。印度一方面接受中国的条件以维持短期生产，另一方面则通过投资阿富汗、加入美国主导的MSP等方式，在长期内构建非中国依赖的供应链。这意味着，中国的高压政策虽然能赢得眼前利益，却也在客观上激励对手加速摆脱对其体系的依赖，最终可能动摇自身长期的市场主导地位。当各国纷纷寻求“去中国化”的替代路径时，中国所掌控的“接口能力”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其次，印度与阿富汗的潜在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影响力构成直接挑战。阿富汗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产资源，一旦印度成功打通经由恰巴哈尔港的运输走廊，将不仅打破巴基斯坦对中国西部出海口的地理制约，更将在中国“中巴经济走廊”之外，建立一条独立于中国体系的南亚-中亚资源通道。这将严重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战略主导权。更为关键的是，印度此举意在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发展中国家并非只能在中国的规则下参与全球资源分配。如果印度能在阿富汗项目上取得成功，将吸引更多国家尝试绕开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形成对“一带一路”模式的实质性分流，进而动摇中国通过经济互联互通塑造地缘政治格局的努力。
再者，印度的“制度拼凑”式对冲策略，警示我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短板。文章指出，未来权力之争将发生在“将资源转化为杠杆的接口”上，而标准、认证、可追溯性等软性规则将成为新的博弈焦点。目前，印度正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合作，试图将技术专长转化为规则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更多依赖硬性的产能控制和出口限制，而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绿色认证等新兴规则领域的话语权相对不足。随着全球对供应链透明度和可持续性的要求日益提高，中国若不能及时主导或融入这些新规则，其稀土产品即便具备成本和技术优势，也可能因不符合国际标准而遭遇市场壁垒。印度等国推动的“友岸外包”和“去风险”战略，正是利用规则工具对中国制造进行排斥，这比单纯的产能竞争更具杀伤力。
最后，印度的行为模式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中美夹缝中的一种典型生存策略，其成功与否将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如果印度能够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经贸联系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对华战略脆弱性，并成功开拓阿富汗等新市场，那么这种“两面下注”的模式将被更多国家效仿。这将导致中国面临的不再是零星的“脱钩”案例，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去中心化”运动——各国争相构建多中心、多节点的供应链网络，以规避对单一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过度依赖。届时，中国即使保有最大的加工产能，其议价能力和地缘影响力也将因全球市场的碎片化而大幅缩水。
（本文为开源文献，由东方红智库研究人员编写，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