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由美国兰德公司撰写。研究范围涵盖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芬兰、瑞典、美国等具有代表性动员体制的国家，旨在为制定现代化国防动员计划提供国际经验参考。
报告的核心主题是系统梳理和比较不同国家在国防动员领域的政策框架、组织模式与实践路径，重点分析其动员理念、法律基础、社会参与机制及战备能力建设。研究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规划模型”“动员能力”“社会韧性”“法律与制度安排”等维度展开跨国比较，力图提炼出可借鉴的共性经验与差异化做法。
报告特别强调，当代国防动员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征召与后勤调配，而是演变为一种涵盖军事、经济、社会、心理、数字等多维度的“总体防御”（TotalDefence）概念，其本质是对国家整体安全能力的系统性重构。
以新加坡为例，该国的国防动员体系建立在“全民防卫”（TotalDefence）战略基础之上，这一理念深受瑞士与瑞典“总体战”思想影响，但在心理防御层面则更多借鉴芬兰模式。新加坡的“总体防卫”包含六大支柱：军事防卫、民事防卫、经济防卫、社会防卫、数字防卫与心理防卫，其中心理防卫被视为最核心的要素。报告指出，新加坡政府认为，民众对国家制度的信任、社会内部的团结以及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构成了比军事力量更为根本的安全基石。这种“文化压舱石”（culturalballast）被认为是维持国家韧性的关键。在军事层面，新加坡武装部队（SAF）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役22至24个月，之后转入预备役。现役兵力约7.25万人，其中包含约4.68万名年度轮换的义务兵，预备役规模高达31.25万人，形成了一支高度制度化、可快速激活的后备力量。陆军下设三个常备师、两个预备役师及一个岛屿防卫司令部（IDHQ），后者负责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与军民协同应急响应。空军与海军也具备较强的战备能力，拥有17个空军中队和8个海军中队。新加坡的动员机制高度依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即政府保障公民安全与福利，公民则承担防卫义务，这种双向承诺确保了动员体系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芬兰的国防动员体系则体现出北欧国家特有的“全民皆兵”传统与高度战备导向。芬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有适龄男性必须服役，女性可自愿参加。近年来，芬兰大幅改革其动员体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地缘安全环境。报告特别指出，2017年时任国防部长尤西·尼尼斯托曾公开承认，动员速度是芬兰国防力量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一诊断推动了一系列实质性改革。首先，芬兰全面更新了涵盖约90万名预备役人员的数据库，确保信息准确性和可调用性。其次，大幅缩短动员前置时间，授权军方可在无需提前三个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召集最多2.5万名预备役人员参加突击演练。再次，扩大预备役复训规模，将年度参训人数从5000人提升至1.8万人，并延长复训时长，强化战术技能与实战能力。此外，芬兰还启动“训练2020”改革计划，优化征召流程，加强与边防警卫队及其他军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引入现代化训练工具与方法，提升训练效率与实战化水平。
在军队结构上，芬兰陆军过去长期以训练机构为主，但近年来已转型为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战备部队”（readinessforces）。这些部队由职业军官领导，成员主要为完成基础训练后接受额外六个月强化训练的义务兵，配备包括“豹2A6”主战坦克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具备反坦克作战、小单位战术、城市战及直升机机降等多样化作战能力。部分义务兵的服役期也从原来的6个月延长至12个月，以满足三个战备旅的兵力需求。这一调整标志着芬兰从“以训练为中心”向“以作战为中心”的战略转型。更值得注意的是，芬兰通过修订《兵役法》，改变了过去禁止将义务兵置于危险境地的法律解释，允许受过充分训练的义务兵参与实际动员行动，以应对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这一法律变革不仅提升了动员的实战效能，也反映了国家在安全认知上的深刻转变：即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必须服务于真实的战争准备。
报告还指出，无论是新加坡还是芬兰，其动员体系的成功都离不开深厚的社会共识与制度保障。新加坡通过“总体防卫”理念，将国家安全内化为公民的日常责任，通过教育、宣传与仪式化活动不断强化国民的防卫意识。每年的“全民防卫日”不仅是军事展示，更是社会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芬兰则依靠长期稳定的兵役制度与全民参与的文化传统，构建了一个高度可信、可预测的动员网络。其预备役人员普遍接受过系统训练，具备明确的作战角色与集结程序，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战斗力。此外，两国都高度重视“社会韧性”建设，将其视为动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强调心理防御与社会团结，芬兰则注重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与抗压能力，二者都认识到，在现代混合战争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背景下，敌对势力往往首先攻击的是社会共识与心理防线，而非直接的军事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在分析过程中始终强调国际经验的可借鉴性，而非简单复制。作者指出，在制定自身动员计划时，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包括地理分布、人口结构、联邦体制与社会文化特点。例如，有的国家缺乏新加坡那样高度集中的城市结构与高效的行政体系，也不同于芬兰那种全民高度认同的兵役文化，因此不能照搬其模式。但报告认为，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关键启示：一是必须建立清晰的动员战略框架，明确不同情境下的动员目标与路径；二是需要强化法律与制度保障，确保动员权力的合法性与执行力；三是应推动跨部门协同，打破军民壁垒，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四是必须投资于社会韧性建设，提升公众对国家安全的认知与参与度。
总体而言，报告通过对新加坡、芬兰等国动员体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当代国防动员的演变趋势：即从单一军事动员向多领域、全社会参与的“总体防御”转型；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置、快速激活的战备模式转变；从依赖常备军力向倚重预备役与社会资源的混合力量结构演进。报告的核心观点鲜明：在不确定性强、威胁多元化的安全环境中，国家的动员能力不仅取决于军队规模与装备水平，更取决于其社会凝聚力、制度效率与法律完备性。一个成功的动员体系，必然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与战略远见的综合体现。借鉴国际经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模仿形式，而是为了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实践、又契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动员架构，从而在未来的战略挑战中赢得主动。
（本文为开源文献，由东方红智库研究人员编写，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