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加强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推进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这为未来五年国防动员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东方红智库组织力量编写了《新时代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研究》《新时代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研究》《新时代边海空防民兵建设指南》《深化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四件套”，为推动“十五五”时期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本期刊出《新时代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研究》的主要内容。
报告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对国防动员能力的定义是，“国家组织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保障国防和军事斗争需要的能力”。该定义虽简洁，却深刻揭示了国防动员能力的双重构成：国防动员潜力与国防动员组织力。潜力是基础，是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人力、工业、交通、科技、物资等可动员资源的总和，决定了动员能力的上限；但潜力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战斗力。唯有通过强大的组织力，即在平时和战时有效指挥、协调、征用、调度资源的能力，才能将静态的资源“唤醒”，在关键时刻高效转化为实际保障力。
新时代的国防动员能力，本质上是潜力与组织力在特定安全情境下的动态耦合，是制度、技术、机制等中介要素共同作用下实现资源与作战需求精准匹配、快速响应、持续保障的过程。因此，能力建设必须坚持“双轮驱动”：既要夯实潜力底座，更要锻造组织引擎，做到“有资源、能调用、用得好”。
这种能力的生成与释放，必须以鲜明的时代属性为标尺。
首先是系统性。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动员能力也必须是涵盖人力、经济、交通、科技、信息、心理等多维度的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的短板，都可能导致整体能力“塌方”。
其次是时效性。信息化战争节奏空前加快，动员响应必须具备“分钟级”甚至“秒级”的能力，这要求彻底摒弃层层上报、逐级审批的传统模式，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压缩决策链、优化流程链、打通执行链。
第三是转化性。动员不是简单征用，而是基于标准、流程、技术的深度整合，推动“民参军”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
最后是韧性。在高强度对抗和极端条件下，动员体系必须具备抗毁、自愈和持续运行能力，构建“去中心化、网络化、弹性化”的资源布局，确保在最坏情况下仍能维持基本保障功能。
必须清醒认识到，国防动员能力不等于资源、体制或任务的简单叠加。资源是静态存量，能力是动态效能，体制是载体；但形式存在不等于功能实现；任务是牵引，但能力建设不能“大而全”，而应“精而准”，围绕核心作战方向和重大安全风险，构建任务导向型能力体系。例如，针对台海、南海等战略方向，应重点发展海上投送、岛礁保障、电磁对抗等专项动员能力。唯有厘清能力与资源、体制、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避免建设偏差，实现精准施策。
为此，新时代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亟需构建一个由资源基础、转化机制和支撑条件共同组成的三维结构模型。基础层提供“原材料”，转化层实现“加工制造”，支撑层保障“生产线”高效运转，三者协同构成能力生成与释放的完整闭环。这一模型契合现代战争对动员“快、准、韧、智”的实战要求，也为能力建设提供了清晰路径。
然而，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推进，不能依赖临时性指令或行政推动，而必须依靠健全的法治体系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当前，《国防动员法》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新域新质动员、平战一体转换等新要求；配套政策缺乏系统设计，企业“不愿动、不敢动、不会动”问题突出。必须推动动员能力建设从“政策驱动”向“法治保障”跃升，从“义务约束”向“激励引导”转型。一方面，亟需修订《国防动员法》，增设“能力建设与评估”专章，明确法定责任、确立评估制度、规范新兴领域动员行为，将能力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应出台《国防动员能力建设指导纲要》，设定分阶段目标，划定优先方向，规范建设路径，实现从“碎片化探索”到“体系化推进”的转变。同时，必须建立企业参与动员的激励与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补贴、市场优先、荣誉激励等手段强化平时引导，通过明确补偿范围、标准与时效消除战时顾虑，真正将企业从“被动征用对象”转变为“主动共建伙伴”。
此外，资源投入与技术赋能是能力跃升的双引擎。必须设立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专项经费，推动投入制度化；打通军地数据壁垒，构建全国统一、实时更新的动员潜力数据库；推进军民标准一体化，解决“资源看得见、用不上”的现实困境。唯有通过“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和数字智能技术的深度赋能，才能为动员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实现从“有”到“优”、从“能”到“快”的质变。
（本文为开源文献，由东方红智库研究人员编写，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