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实建强难：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用不上”
新域新质民兵的核心在于“新质”，即依托高新技术和新兴领域专业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具备网络攻防、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生物检测、频谱监测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大多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和头部互联网公司。这类人员普遍具有高流动性、高职业敏感性和强个体意识，对“民兵”身份认同感不强，参与意愿不高。即便编入队伍，也往往“名在人不在、人在心不在”。
以东部某省为例，2023年该省组建首支网络安全民兵应急分队，计划编组50人，实际到位仅32人，其中能全程参加年度训练的不足20人。原因在于：一是企业担心核心技术泄露，不愿让核心技术人员参与军事活动；二是个人担心影响职业发展，尤其在涉外企业或准备出国人员中更为明显；三是现有民兵政治荣誉和物质激励对高收入技术人才吸引力有限。类似情况在无人机操作、大数据分析等专业分队中普遍存在。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前民兵编组仍沿用传统“属地+单位”模式，难以精准对接新兴行业生态。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注册地与实际运营地分离，员工跨区域办公、远程协作成为常态，传统的“街道武装部—企业人资”动员链条已难以覆盖。某中部城市曾尝试在一家全国性AI企业编组民兵，结果发现其本地员工多为销售和客服，真正具备算法能力的研发人员分散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根本无法按属地原则编组。
因此，编实建强的关键在于重构编组逻辑。必须从“按地域编”转向“按行业编、按技术编、按任务编”，建立“核心骨干+弹性编组”机制。对关键岗位人员实行“备案+认证”管理，不强求全员在册，但确保战时能快速动员；对中小企业技术人员，可通过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平台进行集群编组；对头部企业，则应探索“战略合作+任务绑定”模式，将民兵建设嵌入企业社会责任或军民融合项目中。
二、训用脱节：训练内容滞后、平台缺失、实效不足
新域新质作战高度依赖技术迭代和场景适配，但当前民兵训练体系仍严重滞后。一方面，缺乏统一的新域新质训练大纲。现行民兵训练大纲虽已增设“新质力量”章节，但内容笼统，对网络攻防、无人协同、认知对抗等具体课目缺乏操作性规范。
另一方面，训练平台严重不足。新域作战训练高度依赖模拟仿真系统和实装环境，但多数省军区既无专业训练场地，也无适配软件。某西部省份曾尝试组织电磁频谱民兵训练，因缺乏信号模拟设备，只能在理论课堂上讲解频谱图，无法开展实操。而企业虽有先进设备，却因安全保密、数据合规等问题，难以向民兵开放使用。更突出的问题是“训用两张皮”。许多新域民兵分队平时训练与战时任务脱节。
解决训用脱节，必须坚持“任务牵引、场景驱动”。一是加快制定细分领域训练标准，由军委国防动员部牵头，联合战区、军兵种和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出台网络、无人、电磁等民兵训练实施细则；二是建设区域性新域民兵训练基地，可依托地方高校、军工企业或国家实验室共建共享；三是推行“嵌入式训练”，将民兵训练融入企业研发测试、重大活动安保、应急处突等实际任务中，实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有机统一。
三、保障滞后：装备标准缺位、更新缓慢、权责不清
新域新质民兵的战斗力生成高度依赖装备支撑，但当前装备保障体系几乎空白。一方面，缺乏专门的装备目录和配发标准。现行民兵装备以轻武器、通信器材、工程机具为主，未涵盖商用无人机、网络安全工具、生物检测设备等新域装备。某省曾为网络民兵配发专用终端，却因不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规定被叫停；另一地采购的商用无人机，因未通过军用频段认证，无法在演习中使用。
另一方面，装备更新机制僵化。民兵装备采购周期长、审批严，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一款民用无人机产品生命周期通常为1-2年，而民兵装备列装流程动辄3-5年，等装备到位，技术早已落后。更现实的是，许多新域装备本质上是“软件+服务”，如AI识别算法、网络攻防平台，这类无形资产如何纳入装备管理体系，尚无制度安排。
此外，装备使用中的权责边界模糊。企业自备装备用于民兵任务时，一旦发生数据泄露、设备损毁或操作事故，责任由谁承担？2022年某地组织无人机民兵演练，一架商用无人机坠毁，企业索赔12万元，最终由地方财政垫付，引发争议。此类问题若不解决，企业参与积极性必然受挫。
破解保障难题，需走“军民协同、敏捷适配”之路。建议由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牵头，制定《新域新质民兵装备目录》，明确哪些装备可由企业自备、哪些需政府配发；建立“白名单”机制，对符合安全标准的商用软硬件开放准入；探索“装备服务化”模式，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方式获取技术能力，而非简单采购硬件；同时，出台《新域民兵装备使用与责任界定办法》，明确事故处理、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等规则，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四、指挥协同难：体系融入不足、接口不畅、平战转换慢
新域新质民兵的价值在于支撑联合作战，但目前普遍“游离于体系之外”。最大的瓶颈是信息系统不兼容。战区联合指挥信息系统（如“联合一张图”）未向民兵开放接口，新域民兵获取任务、回传情报、接受指令仍靠电话、微信等非保密渠道，既不安全也不高效。
其次，协同机制不健全。民兵与现役部队、武警、专业应急力量之间缺乏常态化联合演练。某省虽组建了多支新域民兵分队，但近三年仅参加1次军地联合演练，且角色边缘。更严重的是，战时任务转换流程不清。平时作为企业员工，战时如何快速转为战斗员？装备、权限、身份如何切换？目前缺乏明确法规依据和操作预案。
解决指挥协同问题，关键在于“体系嵌入”。一是将新域新质民兵纳入战区联合任务规划，明确其在侦察预警、信息防护、基础设施抢修等任务中的具体角色；二是开发轻量化、安全可控的民兵专用指挥终端，实现与主战系统的有限互通；三是建立“平战一体”任务清单，对每支分队明确平时、应急、战时三类任务及转换条件，并纳入地方国防动员预案。
五、政策激励弱：企业动力不足、个人获得感不强
新域新质民兵建设本质上是军民融合的深化，但当前激励政策严重不足。对企业而言，参与民兵建设意味着增加管理成本、承担安全风险、影响正常运营，却缺乏实质性回报。虽然相关动员法规规定“对承担国防动员任务的单位给予补偿”，但补偿标准模糊、程序复杂，许多地方甚至无专项资金。某网络安全公司负责人坦言：“我们愿意支持国防，但不能长期做‘义务工’。”
对个人而言，现有荣誉体系对高知群体吸引力有限。民兵先进个人评选仍侧重“吃苦耐劳”“坚守岗位”等传统标准，对技术创新、专业贡献重视不够。一位985高校博士参与频谱民兵分队后表示：“参训耽误科研，评优又轮不上，久而久之就淡出了。”
必须构建“成本可补偿、贡献可评价、发展有通道”的激励机制。建议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对参与新域民兵建设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对核心骨干人员，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人才计划中予以倾斜；设立“新域新质民兵贡献奖”，由军地联合表彰。同时，推动《民兵工作条例》修订，明确新域民兵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
（本文为开源文献，由东方红智库研究人员编写，仅代表个人观点）
